Merry go round

半夜睡不着，儘管很困，卻很興奮。由是爬起來閒嗑。 （一） 興奮竟然是由《我城》而起。三年前曾捧起來過的，當年衝著它是香港經典，心想既然來了香港，總不能毫無所知，結果卻止步於前面三四十頁。記得我常勸學生說：讀書再悶也得撐五十頁，自己卻未能實踐。所幸，這次卻跨過了起初閲讀上的不知所云，遂而漸入佳境了，甚至於浮想聯翩、夜不能寐。不能寐的同時，卻也不能繼續閲讀，原因無它，心飛走了之故。西西定必是個有趣的老師吧，或者她的學生應該頗能發現寫作的樂趣吧。這些都是題外話，這個世界可以如此詼諧地被對待，並用輕巧的文字道了出來，是件愉悅的事情。 就這點，恐怕卻非我所能。世界在我看來常常太沉重，所以再怎樣的生機與活力，都是掙扎與艱難中長出來的，林懷民所謂“水泥地上種花”，如此的文字或者語言，當然凝重嚴肅有餘，卻未免失於無趣。當然，這不能叫缺點，甚至可稱爲特點。不過，我頗好奇於那樣的一種純乎天然的童趣與潔白。 《我城》的樂趣是不可被化約的（這倒成了與我的共同特徵），情節、或者思想、或者文字皆然。我喜歡這些人物的天然生命力，看待這個世界的眼光。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嗎？當我想，香港逐漸由工業城市轉型為商業、金融城市後，曾經的質樸逐漸為所謂的精致的物質生護所取代，更甚者，衣食無憂的愉悅成了相對貧窮的焦慮感之後，再也難以找到如此樂天知命、純然勃發的人了嗎？ 而這座城市的所有存在，建築或者山水，老人或者小孩，鐵路或者腳踏車，還如此被深深眷戀著嗎？昨晚看電視房地產廣告，主持人問房地產代理問題包括：1，房間景觀如何？ 2.配套設施好嗎？比如附近有沒有shopping mall？ 多麽典型的現代香港問題。有沒有shopping mall在香港這種遍地商場的小居地，竟是如此重要置房考慮因素嗎？ 在這裡五年多了，對它的愛也與日俱增。我喜歡香港，因爲太多的緣故。但絕對不是購物，縱然它也造福我不少。它的離島，它的街市與裏面溫情或者粗魯的小販，它的山清水秀與小漁村，它的殖民建築與海港公園，它的叮叮車與山頂纜車，它的海洋公園與大嶼山，它的大學與公務行政機構，它的蔬菜與水果與購物商場與大排檔，它的上海飯店與，恩，食物上我沒辦法順暢列舉，此外，還有它的交通、雙層大巴與自行車道…..它的每一片可供我呼吸與駐足的空間，包括破爛的唐樓上的天台以及現在小區中大大的仰頭可見星月的空地。當看著《我城》，心潮如此澎湃時，我更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情感。真可惜，當年的我，沒能好好地將它介紹給學生。每一片故土，都被我們如此漠視著。或者說，每一刻生活，都被我們視而不見。如此的生活，何來樂趣可言？ 只是，很遺憾，《我城》之為《我城》的困境，乃與世皆然。我是說，我們總嚮往著遠方，卻看不到腳下的土地。去高雄的時候，看到當地人如此用心地經營自己的家鄉，莫名地羡慕。當然，他們都是從大城市退休回來的。看來，或許，只是我們太年輕。（只期盼再回家，還能有那片土地等著我來經營罷！）   （二） 談的是，今日下午在地鐵看到一個老女人。當我從東鉄轉入九龍塘時，立馬覺得氣氛有點怪怪，與以往不太一樣。是什麽不一樣呢？倒是一下子說不出來。於是我像一只狗，四處嗅與找，然後終于想出來了：空氣中有歌聲。是因爲聖誕節了嗎？我這樣問自己，但又覺得這音樂也似乎頗爲詭異，不夠熱烈與充盈。 然後，突然之間，我發現了，那音樂會動。原來是收音機傳來的，這收音機挂在一個老女人身上。這老女人頭髮頗有點淩亂，腳上蹬著一雙半拖半鞋的黑布鞋，紅色毛衣與黑褲子，髒而俗，那收音機的長相卻頗爲時髦。傳出來的是一把恍如四五十年前的女聲，幽怨地配合著老女人呆滯的眼神、呆滯的表情、呆滯的步伐，幽怨而呆滯地穿過密密麻麻的人群，幽遠的聲音與呆滯的老女人冷冰冰地擋住了所有掃射過來的眼神，繼續幽怨而呆滯地等地鐵、上地鐵。 人群中似乎飄蕩著一股不安，包括我，遠多於好奇。我只希望，這個音樂能停止，這個老女人快點下車。可是，她依然呆滯地存在著，無視所有的騷動，倒是音樂卻突然變成了兩三年前一度網上流行過的俗而熱烈的女聲，旁邊竟然有個男人差一點就用腳按起節拍來。這麽熱烈的女聲，在擠得密密麻麻的車罐中，由一個呆滯的老女人散發出來，在這樣一個陰沉沉的下午，一度讓我有進入沒落小説的感覺，好像這個世界就要亂了。 不知爲什麽，我想起了《都柏林人》，再後來，想起了福柯在《古典文明癲狂史》中一開頭所說的中世紀的瘋女人，她們被認爲是上帝派過來的。在這個文明、理智、井然有序的時空中，這個幽怨而熱烈的女收音機、呆滯而冷然的老女人，就那樣目空一切地嘲弄了、嚇住了我們這些城市車廂中的生物：這個世界，這個社會，還有很多面，很多人。 然後我想，要是有個小説家在這裡，也許可以寫篇小説了。雖然不知道爲什麽要寫，但總不由自主會想寫吧。   （三） 明天要去蔡元培墓地。要早早爬起來。  

昨晚又有人跟我說了：不要再讀了，不然嫁不出去。我笑笑地說：已經太晚了。心裏卻嘀咕著：在我不女博士的時候，不也一樣沒嫁出去。唉，這三個字擔負了多少偏見與莫名的委屈。什麽都怪罪在它頭上了。 記得三年前，小茹來香港，在科大遇到了華老師與傅老師，讚嘆地對我說：如果我早點來這裡看到她們，説不定就不會堅持不走學術路綫了。她進而解釋說：某次參加學術研討會，看到一個女學者，在該領域也算是不無名氣，卻爲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與他人爭論不休，在場幾乎都是男士，僅有她，穿得蓬頭垢面，一副粗俗菜市場大媽模樣，毫無表相可言。在那霎那閒，她的所有學術興趣都灰飛煙滅了。 我明白她說什麽，而且深有同感。在來香港見到大批量女學者之前，我也頗以爲女學者就是嚴肅地穿梭在砲火中的中山裝。當然，也頗有例外的，在上海與復旦這麽個小資的地方與學校，總不缺乏精致的女人：龔靜就是個表表者，教漢語寫作，穿著考究，精致，但據説她丈夫是個富商。我明白這個背景的意思。來香港後，也見到了不少女學者，或者年輕，或者半老，無論是來自香港本地、臺灣或者美國，她們總是知性或者優雅的，總之讓人舒服，她們的學術縱使未能有大家風範，卻也不失爲專業。 當然，這樣說，首先是外表打扮上的問題。沒有人不知道，香港學者的待遇絕對是世界前列；至於大陸，直到今天的上海，一個月也就那麽幾千元。在一件衣服動輒上千的世界面前，誰也不能指望我們這些百無一用的書生能有多少財力在穿著打扮上如何用力。所以，我們什麽也苛求，甚者也不言説。 可是，我卻也不願意就這樣什麽也不說。如果曾經有那樣的女學者，造成這種現象的，與其說沒有錢買不起衣服，不如說，追求美麗的事物一度被認爲是我們的罪惡。畢竟，衣服縱使與形象有關，卻不必然跟金錢有關。（鄭毓瑜是個典範） 就我自己而言，我卻必須承認，有很長很長很長一段時光，審美這兩個字是不進入我的關注領域的。縱使真、善、美三個字總是並舉，但在真尚且不重要的時代，美還有何容身之處？（我這樣說的同時，卻依然強調，善為首出，雖然知道這樣會留下多少隱患）很多年前讀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談到維也納的藝術氛圍，以及中產階級家庭在周末總是收拾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地上教堂或者聽音樂會。再到後來，看了很多民囯時期的學者照片，也總是斯斯文文清清爽爽的。再再後來，我突然意識到德、容、言、功中“容”竟然排在第二位。然後，我才理解華老師盛情並茂讀出的那句話：一身愛好是天然。這話是杜麗娘小姐在鏡中看到了打扮得美美的自己時，不由自主的心聲。 心理學家將審美放在人類的最需之一，其下才是文化。換言之，這是最奢侈的需求。在我們常達一二十年的社會中，布爾喬治的小市民生活需求也一直是批判對象。穿著綠軍裝、帶草帽的形象雖然在表象消失，但在“内涵比包裝更重要”卻被歪曲為“包裝不重要的”的教育中，我們對生活的追求似乎成了永遠的拼搏與競爭。在很多所謂的價值追求與概念面前，“美”只是傳統文人的腐朽遺產罷了。 或許把我們今天的沒品味，瘋狂追求時尚，應該歸罪於曾經對美的摒棄吧。因爲不知道什麽是美，結果只能以物質為美了。 可是，回正題，知識何罪？知識如果最終變成一種被追求的功利對象，或者逃避生活的手段，這是不公平的。或者，知識被當成是一切，以爲捨此無他，也是不公平的。再或者，以爲讀書的人就是書呆子，這更是不公平的。知識不能代替金錢，所以沒有錢同樣買不起衣服；知識當然也不意味著懂得唱歌或者游泳。博士們固然不意味著高品位高學識，但博士們也不意味著沒品味、不懂得生活的豐富。 我想起孔子所諄諄告誡的：君子不器。我又想起，孔子曾慨然感嘆“暮春者，春服既成，弱冠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人生最大樂事。當這個社會用經濟取代生活，又用學歷取代知識的時候，博士們，特別是女博士們，要擁有一種平常的生活心， 確實不容易。但讓自己不要成為增加其負面評價的例子，卻也並非不可得。 我一直是土氣的村姑，並且堅持捍衛這種形象，洛爾迦：「還是我昨天同樣的笑，我童年的笑，鄉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遠，永遠保衛它，直到我死的那天。」 但土氣的、鄉土的、粗野的，並不等同於邋遢的、毫無形象的，它是一種生命力，懂得愛這個世界所有美麗與精彩的生命力。 因爲女博士的穿著，我怎麽就想了這麽一大堆。耽誤了一小時的陽光。

眼角下的淚痣在多年前就被某位江湖藝人的一炷煙點去，但動輒流淚的天性卻不能就此斷根。所幸，這幾年的眼淚大多數是因爲感動而流，也許慢慢的我身邊所有人都會習慣了吧。早點讓他們習慣也好。盡管如此，我還是不能相信、接受自己竟然在跟莫言、葛水平的座談會上，當著那麽多的老師與同學流起眼淚。 或許年紀越來越大，或許臉皮越來越厚，在這幾年，這種讓我淚水與笑容齊飛的情況，似乎呈現日漸汎濫的趨勢。有時引起強烈共鳴，但恐怕，有時成了莫名其妙吧，比如今天下午這個場合。若客觀來説，莫言基本上沒成爲我的閲讀對象，而葛水音這名字甚至是我第一次聽到，但“鄉土”這個詞背後的每一個細節與場景，如此牽動了記憶以及當下生活。但這些都是不重點。其實我關注的是，作家爲何而書？ 記得大學老師—-也許又是駱玉明？—-說，文學只提出問題，不解決問題。我深深贊同莫言的深刻洞察力，同時也感動於葛水平的眷念與深情。書寫有很多層面的意義，我想莫言希望的是揭露問題、甚至嘗試解決問題，比如《紅高粱》的生命力，這是一個男性作家—-在這個地方，這種差別如此明顯—-參與社會、歷史運作的方式。但是，對我來説呢？昨天晚上，當我看完葛亮〈阿霞〉之後，心裏湧起一個強烈的念頭，一個似乎初中之後就沒再想過的問題：寫作吧！寫作作爲一種紀念與表達的方式，作爲緬懷與追憶的渠道，讓它成爲生命中不能遺忘的事情的保存著吧。在這點上，我如此靠近葛水平。 將情感、靈魂變成知識其實是同樣可怕的事情，並沒有比當年的將信仰與價值變成知識更加不讓我恐慌。所以，我喜歡這樣的座談會，甚於講座。但也可能只是我的錯覺，別人並沒有沉潤到這樣的時空。這是一個要隱藏自己、隱藏想法的時空，率性如我都會因流淚而尷尬。 這是個需要腦袋不需要心的時空。所以，在學院呆久了，慢慢也就會跟傳媒界的同學感覺一樣，文字與寫作慢慢變成了一種機械。這種無感的狀態慢慢就變成一種無意義的喃喃自語，成爲韓非子痛斥的蠹蟲。明明當初我們都是有一顆心的，因爲生活的深度與美好讓我我們來到這裡，並希望由此更靠近生活，結果反而麻木於生活了。可是，在這裡，如此吊詭的是，當我們要靠近生活保存的生活時，又只能回到文字。 我是如此執迷、相信於文字的魅力。以至於我開始期盼，能用抒寫來靠近您，靠近你們的世界。有時候，越是看到面孔下的靈魂，越是感覺到生命的蒼白、艱難與力量。我是如此地深愛著這個世界，但卻竟然要因此與它隔離。